必须彻底反思“狱侦耳目”制度

　　一个叫袁连芳的男人至少在两个看守所里，参与了两场冤案的定罪，这险些让三人丧命。

　　2001年，袁因贩卖淫秽制品牟利罪，在杭州被判刑6年，但他却没有依法进监狱服刑，反而一直呆在看守所里。2003年春节后，他被关押到了千里之外的河南省鹤壁市看守所，与当时鹤壁市下辖的浚县发生的一起灭门血案嫌疑人马廷新同监。按马被无罪释放之后的说法，自己是在不堪折磨后，听从了袁连芳的“诱导”，才同意“自首”的。那份自首材料也是出自袁连芳的手笔。马廷新自供：“我说不是我杀的人，我不知道怎么写。他（袁连芳）就给我写。”马廷新每次提审回来，说过哪句话，这位狱中“大哥”都了如指掌。

　　2004年4月，袁又现身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，与张辉同号。当时，张高平、张辉叔侄两人正是一起奸杀案的犯罪嫌疑人，而警方根本没有掌握任何物证痕迹，相反，据鉴定显示，女受害者的指甲中的陌生人DNA并不属于这对叔侄。一进监室，袁就多次问张辉“有没有做过”，张否认后便遭到了袁的毒打。此案一审有罪判决中的26条证据几乎都是事发前后的间接旁证，只有袁连芳作证称：张辉在看守所里自称曾奸杀过一名女子。

　　万幸的是，张氏叔侄在服刑近10年之后，于今年3月26日被浙江高院宣判无罪。袁连芳则因“多次调派"外地"协助公安机关"工作"”获得减刑，第一次减刑1年半，第二次减刑10个月，早在2004年9月就已出狱。

　　至此，一个陌生的词汇：“狱侦耳目”，出现在公众面前。其实，早在1991年《公安部、财政部关于印发〈公安业务费开支范围和管理办法的规定〉的通知》中就明确规定有特情耳目费，包括：特情、耳目（含狱侦耳目）为我进行工作时所需的交际、职业掩护、交通、奖励和其他活动费。“狱侦耳目”这一制度在看守所里被广泛用于深挖余罪。

　　从理念上说，23年前制定的《看守所条例》已严重落后于时代，其侧重于揭露和打击犯罪、深挖余罪的职能，却忽略了人权保障的职能，导致“狱侦耳目”被滥用，成为冤案、腐败的温床。比如，2007年，江西省余江县警察郑佩信曾接受请托，让犯罪嫌疑人王某充当另一起案件的“狱侦耳目”，伪造立功表现，以达到枉法“捞人”的目的，最终他自己因此锒铛入狱。

　　再比如，2008年浙江3名检察院领导专文谈过“狱侦耳目”侦查的技巧，有苦肉计法、亲情感染法、权威助谈法等等，具体的做法有：侦查员将耳目设定为牢中的“龙头老大”，嫌疑人为求被保护，便会对“老大”主动贴靠，从而做出供述……虽然，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的初衷没错，但这种预设“老大”的狱侦手段，与纵容牢头狱霸又有什么区别？

　　再回到本案中，浙江省高院改判了张氏叔侄无罪，并且实事求是地称：侦查机关违法使用狱侦耳目袁连芳采用暴力、威胁等方法参与案件侦查，获取张辉有罪供述，同时又以袁连芳的证言作为证据，直接导致了这起冤案。司法侦查权、审讯权力，本是神圣的公权力，只能由司法机关行使，并且还必须受到《刑事诉讼法》的严格限制，如此才能保障公民不受冤枉。

　　而让袁连芳这样的“狱侦耳目”，直接参与诱供，乃至作为牢头狱霸刑讯逼供，就是让罪犯去执法。这些人为自己的立功减刑，无所不用其极，袁连芳在两案中逼供、作伪证就是明证。

　　袁连芳一个人就参与制造了两起冤案，差点害死三条人命，这样的“狱侦耳目”制度难道不应该废弃吗？

　　退一步说，即使在目前《看守所条例》未能修订，狱内侦查对于打击犯罪、维护治安确有一定作用的情形下，“狱侦耳目”也应受到严格限制和规范，只能用于替警方收集信息、掌握嫌疑人的情况，而不能用于诱供、逼供。公权力尚应被关进制度的笼子，何况“狱侦耳目”呢？

　　对“狱侦耳目”制度是时候彻底反思，也是时候当机立断了。

　　早报首席评论员 沈彬